
威廉·萨默赛特·毛姆(William Somerset Maugham,1874-1965)
从书籍到电影,有些改动可以理解,对毛姆来说,《面纱》中的医生费恩夫妇到中国来,落脚点一定是香港,才有吸引力。好莱坞电影改成上海,是顺理成章的道理。但有些你想破脑袋也不明白,当年的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,在西安开设“八福客栈”。二战中她撕毁英国护照,以中国公民身份,只身带领80多个孤儿,沿路乞讨,徒步300多公里,成功的把他们送往非战区。1958年,大明星英格丽·褒曼扮演了这位“内地会”的宣教士。“八福”之名,来自基督耶稣在著名的“登山宝训”中提及的“八福”——“虚心的人有福了,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恸的人有福了,因为他们必得安慰”。但这部获当年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的电影,却莫名奇妙的把片名改成了《六福客栈》。

毛姆对中国的热爱,如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。他当年到中国拜见辜鸿铭,辜老夫子端起来的傲慢,至今仍令许多人心花怒放。毛姆问,英国的哲学家如何,答曰,不过是一些被体制束缚了思想的人。又问美国的实用主义,夫子顾左右而言他,“我喜欢美国的石油,胜过美国的哲学”。一语惊退英国文豪。林语堂晚年在自传《信仰之旅》中,复述了这一段落之于思想史的意义。上个世纪2、30年代,史称“粉红色的年代”,西方世界落入历史上最大的坎缺。在灵魂上,教会与信仰的衰微,无力抵抗世俗文化的洪流。古老的诺斯替主义死灰复燃,借东方文化的玄思冥想,成为知识分子抗拒虚无的“想象的乌托邦”。在社会层面,左翼知识分子抛弃了自由主义,从粉红到朱红,一步步在各种极权主义面前放下身段,软下腰去。
毛姆的小说,几乎是前种趋势的集大成者。他的童年在坎伯雷特度过,基督信仰在异教化的欧洲文化中沉浸得太久,也被世俗化的教会把持得太久,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偶像崇拜。在毛姆的自传性名著《人性的枷锁》中,小孩子恒切的为疾病祷告,却没有成效。他从此对信仰失去信心,也对道德失去尊敬。生命的怨恨要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对毛姆来说,一旦舍弃了基督教教义,信仰就变成了一种东方情调的神秘主义之旅。在《月亮与六便士》中,他描写高更,从世俗的生活中逃离,最后在岛上找到了离群索居、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生活。就像卡夫卡三次订婚、又三次逃婚一样,一旦彼岸失去了意义,连进入此岸的勇气也失丧了。在《刀锋》中,毛姆再次以哲学家维特根斯特为原型,回到诺斯替主义的路子,认为唯有透过神秘主义的哲学与智慧,才能重返生命的意义。放弃十字架上的拯救,向东方寻找佛禅道的逍遥。中国读者喜爱他,不是无缘无故的。
英国剑桥大学的C·S·路易斯,就是《纳尼亚传奇》的作者,童年时也有过类似的宗教体验。路易斯8岁时,天天跪在床边为患癌症的母亲祷告,但母亲还是去世了,他的信仰也随之消失。直到30年后,他与《魔戒》的作者托尔金结识,重返信仰。承认自己当时不过是把上帝当作魔术师,既无敬畏,也无爱神的心。不久他生命中那个最重要的女人又患上癌症,路易斯跪在病床前和她举行了婚礼。三年后他的妻子去世。二战中,路易斯在BBC的系列节目《真实的基督教》,令无数英国人在生死患难中认识了真正的“八福”。他始终跟随那古旧的福音,没有随着时代的风潮起落,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基督徒作家。
C. S. Lewis 1898 - 196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