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：明天是我父母结婚40周年的红宝石婚纪念日。父亲将他大半辈子的文章，选编了一本《享受豪华》，献给母亲，并馈赠亲友。这么多年，我只在大学三年级写过一篇《我与父亲》，并从没有打印出来过。这次作为附录，收在书的后面，作为父母40年婚姻的纪念。
我与父亲
王怡
父亲是中学语文教员，对我亦父亦师。学龄之前对我实施启蒙，高中时代一直担任我的任课老师。直至上了大学相当时期止，父亲的两种身份在我的感受中，都是水乳交融，不分轩轾的。所以名副其实是我的“师父”。而我对父亲的情感，却长期以来趋向复杂，甚至晦涩。
自我醒事后，父亲的性情如周易所言，变化不居。据母亲的眼光，是先受她的影响，后受我及我成长的这个时代的渗透。在他眼目中，儿子当然是新时代在他家里的一个标本。但父亲总是内向，淡薄名利而不擅交际，这是大致不错的。虽然据我旁观，父亲心中并非就无名利之羁绊，也并非没有信马由缰的狂野之心。只是存着逃名避利的动机，并未真得老庄之精髓的。因为真正的老庄，距离他的成长年代，甚至比离我还更远些。逃的缘由，大概出诸自尊、怕遭物议，以及性情上的懦弱一面而已。好在母亲也不是那种希望丈夫权倾县城、富甲县委的女人。那种女人在我这一辈里一抓一大把，在母亲一代中尚属凤毛麟角，托社会主义的福，人们的野心都烂在了肚子头。
母亲对父亲的爱情——我所以动用“爱情”的字眼，是可以确定我的父母之间，存在着上一辈家庭里难得一见的情爱。这也是每一位认识我父母的朋友着重指出，并大加喟叹的。所以我的同学们有时不爱到我家来，怕受刺激，回去后觉得父母面目更加可憎。我童年的幸福因此就翻番了，有了在他们面前骄傲的资本。
母亲的爱，起初渊源于对戴眼镜的人的一种敬佩和崇拜。张洁曾说，那个年代，女人的爱情都是从崇拜开始的，母亲正好是那时代的女人。据说父亲当年一袭青布，碳酸眼镜，圆滚滚的，就像没吃饱饭的李大钊。也许再加几句之乎者也的掉文，小布尔亚乔一点残存的情调，我妈这辈子就穷定了。
母亲自己呢，因为外公的国民党军官身份，被剥夺了享受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机会，这也是母亲一生在工作上兢兢业业、在生活中不输于人，在文革中奋起跟随，对修正主义者毫不留情的原因之一。在对我从小语重心长的教育中，这一点也是最有感召力的。母亲一辈子喜欢读小说，不但嫁给一个语文老师，还自己在厂里办起了图书馆，我小学的寒暑假，差不多一半时间都在母亲的图书馆里渡过。现在想来，也正是如此，时代才摄合了父亲这一对臭老九加反动家属的婚配。所幸的是，唯物主义者也承认，精神观念对物质世界有着反作用，这道理就和生了病产生抗体一样简单。不然，这个新的花花世界足以让父母走上离婚的路。就像我周围的长辈，凡是受过苦的，现在而今眼目下，差不多都离了。
关于父亲的性格，母亲常常善意地讲述一些往事。譬如家里来了客人，父亲照例是一个人躲在内屋看书写字，绝不现身应酬。以致客人不得不在确定男主人在家后，执意找到他，向他告别。这一节曾让我多了一件揶揄父亲的素材。且在心中把他归在“迂腐”这一旧知识分子的条目之下。当然这种归类，随着时代眼花缭乱的变迁，就越来越显得片面和刻舟求剑了。
但在看过陆文夫的小说《清高》之后，我还是把父亲对号入座了。我尤其开始留意旁人对他的态度。留心那一声毕恭毕敬的“王老师”背后，有一些别的什么况味。终于我看出来，他们那种鲁四太爷式的口吻：“可敬，然而——”
这个发现使我在父亲郑重地再三劝告我不要报考师范、不要走他的老路时，心里很轻易、很肤浅的认同了下来。同时，父亲当时深重忧郁的眼神，使我触及到他生命里的一丝悲凉。我想，既然父亲对他一生的职业和道路，是如此不愿他的儿子去继续，这份职业究竟给过他多少欢乐、多少满足，多少甘心情愿的奔跑呢？在校在家，我目睹了父亲亦父亦师的整个生存状态，而很多做儿子的，可能终其一生只看见了父亲的某一面。于是，他年复一年伏首案头、抱病躬行的形象，与他殷切而感伤的劝诫，这之间的反差，是如此地无法不令我感到世界的再次瓦解。当年的六四，学校、父亲和老师所扮演的角色，使我对整个世界所教导的一切，失去了信任。而父亲在我填写高考志愿时所流露的情怀，又使我对私人生活的含辛茹苦、与沉重的责任感到第一次的绝望。
有一次，父亲在病床上为某事教训我，他以一种我从未见识过的凝重，对我说，“在家为父，为夫，在校为师、为人，社会角色不同，你就要尽不同的责任。难道我就那么喜欢做家务，做饭，或者工作。难道我就不想多读读书，看看电视，像你一样。但一个人不可能只凭自己的兴趣来生活，尤其是一个男人”。
当时他在床上支起头来，斜着倾向我，眉目紧缩，使我掉入一个巨大的怀疑，那里面还深锁着多少我不曾瞭解、或者永远也无法瞭解的东西啊。那天，我第一次感受到父亲作为中年男人的内心旷野。一个我无法走入的世界。这样的流露，在二十年的父子关系中只是稍纵即逝。我与父亲的相遇，只是偶然的一刹那，然后，我依然活在父亲的感受之外，如他活在我的感受之外。
所有活着的人里，父亲对我的影响最大。学龄前，他将自己班上学生的书法作品，都是旧诗词，挂满了家徒四壁。然后以他专业化的激情，为我解读古代文人，或放眼天下或自我抚摸的情怀。这使我小学一年级便以背诵岳飞的《满江红》而驰名于年级之中，赢得老师的器重和涉世未深的小女孩的青眼。但父亲传统的教育方式，却使这种小小成就的代价过于昂贵。因着自身生命理想的普遍失落，我父亲这一代人对后代的寄望，就如动物一般的凶猛。因为我是独子，就变本加厉。至今，我对父亲棍棒式的殴打，和我郁郁寡欢的童年仍心存芥蒂。以至于我对家庭的向往，被切割掉了一大半。上大学后读傅雷的家书，一来觉得相比之下，我父亲真的还算温暖；二来透过傅雷，我从普遍性上似乎更了解了父亲的内心。同时相信傅雷曾对儿子有过的愧疚，在父亲心里也一样存留着。只是父亲也许不会对我说。初三时，我倔强地与父亲的棍棒发生武力冲突，那之后父亲的态度日趋宽容，对教育的持续反思，直到今天。
这种宽容，使父亲的性情主要受母亲影响的阶段谢幕了，因着我不断高涨的叛逆激情，终于化解了父亲在家里作为一个教育者的形像。到了高中，我反而是以父亲管得最少而受同伴羡慕的。父亲一面领悟着我的变化，也一面领悟着时代的高歌猛进。所谓君子豹变，性格也日趋外向和适群了，为人也日趋开明和宽松。这使我对父亲开始感到亲近。可以放肆地在父母跟前讲一些惊世骇俗的玩笑。
不能不承认，父母适应新思潮的能力，也是很多同辈夫妇所不及的。父亲在本城的知识分子中，甚至是最早穿西装的一批，也是最早跳交际舞的一群。他的舞技和风度，令一大批上山下乡过的中年男人相形见绌。考虑到我对父亲的隔夜仇，这应该不是有意夸张的评价。连我的每个朋友都说，你爸爸是我们学校最爱打扮的男老师。我知道也许顾及我的情面，他们没说是“最妖颜”的“老来俏”。
一旦放下棍棒，父亲的思想也越发时尚并前卫起来了。我私下想，这也算六四屠杀的一个成果了。不过父亲的饱经风霜，和旧知识分子对政治的谨小慎微，使这种改变绝对控制在私生活范围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89年的夏天，我少年气盛，要采访本校师生，做一期文学社的民运专刊。父亲全力阻止，不惜与我再次决裂，没收了我文印室的作案工具。时过境迁，我终于知道，我之所以没有过早地成为邓小平的殉葬品，是因为我父亲在国家面前的怯弱，和在我面前的凶狠。
父亲这代人，经历了政治万能的畸形灾变，旧知识分子那种兼济天下、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，都被摧毁殆尽了。新知识分子苦心经营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，据我冷眼旁观，也没有在父亲心中真正扎根过。倒是母亲一度背叛了自己的阶级，成为毛泽东的崇拜者。我常想，当初，我妈对毛泽东的崇拜有多深，后来她爱自己的丈夫就有多深。因为她不仅要爱她想爱的，而且还要把不该爱却爱了的那一份补回来。
所以“信仰危机”不是我这一代的，而是父亲这一辈人的失落。他的人格倾向于经济的实用主义和文化的自然主义之间，加上仅存的天地良心的混合。在略显清高之余，也开始学习享受生活。开始触摸生活细致的纹路。反而，父亲比我更加容易接受新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了。我这个被棍棒打大的，倒成了保守主义，他这个三十年河东的，倒成了三十年河西。于是，父亲的生活之路，与我再一次出现了某种背离。因为我对新的怀疑，胜过了对旧的。畸形的物质生活的悲剧性，对我的冲击显然比对父亲的冲击更大。所以父亲在劫后余生的幸福生活中毫不迟疑扔掉的，和毫不迟疑拥抱的，都成为我面临痛苦和困惑的根源。多年来，父亲极力进入属于我的时代；而这个时代，却正在受到我不断的藐视和否定。我在新旧时代的夹缝中喘息着，以求超越和拯救的路径。而这一切，父亲反而不甚了解了。
大二时，父亲兴冲冲地提出并实施了养殖海狸鼠致富的方案。家里的厨房改装为鼠栏。使我有一种回到小国寡民的错觉。母亲和这个戴眼镜的人一道辛苦，结果亏损了六千元。父母面对挫败的心理承受力和开阔胸襟，更加显示出一种越发现代的气质。使我甚至不必为他们担心。那是所谓“鼠民、股民、农民”的三民主义，闹得四川政府头大的一年。在父亲的坚持下，也很时尚地打了一场官司，六千元的债权却分文没有收回来。父亲很豪迈地对母亲说，“还是安心过日子，别做发财梦了”。我们老了，世界是他们的。我鼻子一酸，就想起赵紫阳来。
我心也酸了，一方面我听出父亲这番话背后，那种悻悻然不能下场一搏的遗憾；一方面，当父亲提到的“世界”，和这些灰不滑秋的海狸鼠相关时，我发现生活竟然不是越来越宽，而是越来越窄了。
无法否认，生活日新月异，MTV和镭射影碟，咖啡和国标，这一切都是历史欠父亲和母亲的，也欠了这整整一代被强暴过的人。父亲在海狸鼠事件之后，终于不甘服输，开始提前退休，预备和母亲一起来成都打工，渴望继续为这个家开创以前不曾想过的明天。我的心为这样的爱与雄心而感动，我的心却也惶恐。历史又欠下我什么呢，像我这样未经沧桑，就早已抛弃理想和信念的一代人，这物欲横亘的世界，远不能让我满足。我没有像母亲那样，被国家剥夺受教育的机会，但我却承受着国家的教育，就如承受着一种更大的无知。承受着在市场竭尽机巧的命运，就如承受着政治风暴中不择手段的求生。因此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自由。自由意味着一种选择，包括重新选择清高和贫穷，选择信仰和高于时代的理想，甚至选择土地和无知。但我一样没有选择。
父亲是不会这样看的。最近每回和父亲见面，我都很沉默。有一次我想，父亲撒手西去之后，我的儿子将会找不到他的家园，找不到他含辛茹苦的理由。他将不会和我一样，甘于生活在心物两歧的深渊中，而我，那时还能充满激情地给他讲解一曲《满江红》吗？
想着父亲，我有些伤感。父亲这个词在父亲的身上，父亲这顶帽子总要轮到我的头上。假如将来我的孩子，在他的父执当中，再也找不到一个在灵魂上值得他敬重的人物。我和我的父亲，会分别想些什么呢。至于我，我想“父亲”这个词，带给我的将只会是耻辱和愧疚。我可以把什么传下去呢。父亲爱我，可我若活在深渊中，就算我多么爱我的孩子，我的爱也是枉然。
1995年5月于四川大学。
1995年11月12日修改。
2008年1月11日录入并勘校。
后记：
这么多年，我竟然只在大学三年级，写过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。并尘封在抽屉里，从没有拿出来过。这次征得父亲同意，以这篇13年前的旧文，作为我对父母40年红宝石婚的纪念。文中流露的诸多情感，如父亲在新时代的变化，对生活的热情，父母渐入佳境的爱情，以及我在精神的深渊中，终于找寻到那永恒的信仰。也因此在过去的一年中，我和蒋蓉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书亚。生活的每一个瞬间，都在成为历史；成为历史的每一个瞬间，都记录着我们所领受的恩典。包括我们的忧伤、软弱，和我们的生命彼此交流中的那些艰难。直到我和妻子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童年时对父母的怨恨，才开始真正消失，而对父母从小对我的爱，有了新的感动和更多的看见。就如去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，我对父亲说，写篇文章，写一写我从未见过的爷爷吧。50周年不写，什么时候写呢。后来，父亲写了《一口旧皮箱》，他在回答网友时这样写道，“我对我父母的爱心的感动，迟到了整整半个世纪！”
我的感动何曾不是迟到了35年。为我父母40年的婚姻感谢上帝。因为“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”。因为我们用了一辈子来寻找爱，学习爱，和回忆爱。愿这样的寻找、回忆和经历，常与我的父母同在；直到上帝亲自来爱，直到上帝的爱，也在他们生命中放下迟到的感动。
王怡 2008-1-11
-|王怡 发表于 2008-1-19 12:16:00
